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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點則由老將莊智淵再次對上奧恰洛夫，9年前倫敦奧運莊智淵也是在銅牌戰對上奧恰洛夫，當時由奧恰洛夫拿下勝利，而今年東京奧運，奧恰洛夫再度在和林昀儒的銅牌戰阻斷了台灣的奪牌路。陳少曼和姊姊陳少喬為國巨集團董事長陳泰銘的千金，兩人自幼接觸馬術訓練，同時入選台灣2006年杜哈亞運代表隊，當年陳少曼摘下銀牌，而陳少喬獲得第4。

莊智淵安排在關鍵的第5點，率先拿分，不過奧恰隨即連贏5分，莊智淵又再度追回平手，莊智淵以11:8、11:9丟失第一、二局，第三局雖然一度面臨4:10落後，莊智淵連追3分，最後依然11:7落敗。桌球男子團體戰拿下2點，止步8強 桌球男團台灣好手莊智淵、陳建安、林昀儒搭配，日前16強擊敗克羅埃西亞晉級，今天8強將與德國隊交手，力拚晉級4強門票。《自由時報》報導，陳少曼自17歲於杜哈亞運奪下銀牌後，便開始⼀路征戰世界馬術賽事，在過往三屆的奧運都以微小的積分差距，與奧運失之交臂。中華隊則是林昀儒第6、莊智淵27、陳建安排名70。第4點由林昀儒對決法蘭西斯卡，第5點由莊智淵碰奧怡洛夫。

第3點則是身體日前出現不適的陳建安，對上40歲的德國名將波爾，兩個人都是左手拍選手，首局和第二局，陳建安都以4:11落敗，第三局6:11，讓德國取得勝利。昨日女子桌球團體8強賽一場比賽，中華隊最後以3:0輸給日本，止步八強。教學現場與教甄脫節的怪象，已成為雙語急促上路後的日常。

然而，教育部針對雙語教學所頒布的《全英語教學師資培育計畫》裡的計畫目的明確寫著「培育以英語教授各學科之專業師資」，追求全英文的教學環境，似乎才是官方更主要的目標。然而，我們真的有這麼多「準備好」的雙語教師嗎？ 以近兩年的台北市國小教甄來看，在體育、藝文……等藝能科開出的一般缺與雙語缺大致各半，但報名人數卻有天壤之別，平均下來，每個「一般缺」有高達10人同時競逐，但「雙語缺」的報名人數卻甚至少於缺額。為了準備這堂課，她花了2倍的時間，從課室用語到教材裡的專業名詞，都需要重新用英文掌握。教師的專業本在學科能力，但現況對叩關教甄的新人及代理代課教師而言，本科的教學能力再強，只要跨不過外語的高牆，就難以取得教職。

已有4、5年輔導雙語學校、雙語教師經驗的台師大教育系教授林子斌認為，比起可以透過進修增強的語言能力，「雙語知能」才是雙語教師最需要具備的能力。藝能科的缺額向來稀少，如今再套上雙語的緊箍咒，讓等待一份教職的預備教師們處境更形艱難。

文：劉十賢（台大新聞所研究生） 「If you hearI am an apple, you need to be an apple!」 「同學可以嗎，但如果你聽到we are an apple請你們花5秒找到組員，變成一顆蘋果。儘管台北市教育局對外表示，缺額都是由各校開設，官方只負責公告與辦理考試，但師資不足卻是主管機關不能不正視的問題，不論原因是是英語門檻的設定過高，或者培訓不及，都顯示出教育前線根本還未備妥充足的雙語儲備教師。位於新北市的光復國小，在 109年轉型為雙語實驗課程學校，校長張明賢表示，雙語教學確實能讓學生「透過長期、大量的接收英文訊息，而產生語言與行動的連結，進而不害怕使用英文，」是有意義的政策，但他也坦言，以各縣市都在大力推行雙語教學的現況而言，師資量離充足無虞，仍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。語言優先於學科，與教學現場脫節的甄選機制 即使雙語教學的成功與否，牽涉學科教學的專業程度、課程設計能力，以及教師本身的意願，但甄選制度裡卻把「語言能力」變成優先且幾乎唯一的考量。

他口中的的雙語知能，指的是能夠讓英語自然的融入教學，以生活化的方式，讓外語和本土語言並存在課堂中，為學生創造一個能使用多種語言的情境，也不能犧牲學科知識的學習，「雙語課絕對不能變成英文課，」林子斌強調。」 「開始囉，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, go! YOU ARE AN APPLE!」 在沒有座位的國中表演課教室裡，一群15歲的中學生錯落坐在各處，台前的Ivon（化名）中英文並用的講解遊戲規則、帶領孩子們進行活動。是「雙語」還是「全英語」，政策與執行面的認知落差，讓許多教師無所適從，對「全英語」授課沒有信心的教師，也因為害怕「講錯、被學生取笑」而對雙語教學卻步。」已有10餘年教書經驗的台北市誠正國中表演藝術教師張懿茹，從3年前開始嘗試雙語授課。

等待大學裡接受雙語教程訓練的新血投入現場，變成緩不濟急的期待，就算一兩年後他們紛紛畢業且有意投入教職，中小學每年低於1成的教甄錄取率，也說明教育現場能容納新人的空間相當有限。教育被視為政策裡的重要一環，教育部規畫在2030年前達成中小學「英文課全英授課、部份科目【註2】雙語授課」的目標，針對職前的師資培育生及在職教師，開出各種學分班與研習活動，目的是培養出大量能在未來以雙語進行教學的師資。

有意報考者，除了持有學科教師證之外，還必須具備CEF架構B2級【註3】以上的英文能力證明，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的英文水準。因此，現職教師能否轉型為雙語師資，至少就現階段而言至為關鍵，但他們轉換跑道的過程，卻存在著重重阻礙

例如警察抓人或詢問民眾，多半還是先呼巴掌或恐嚇民眾，完全違反現代法治國家的狀況。舉例來說，一個全球注目的案件發生在印度，印度政治人物想的都不是解決問題，而是爭功諉過。這是一種「以點切面」的敘述方式，編導做得相當成功。而即使副處長有法治觀念，談到警政的現狀，她常常也只能給下屬壓力，要屬下交出成績。2012年的德里公車輪姦案，是一對男女搭上了匪徒開的公車，隨即受害。事件的兇殘程度可謂慘絕人寰。

而那些老練警察，都透過很不科學辦案的人際關係，靠自己人脈、靠親戚爆料、靠街邊巷語，一一追捕到六名嫌犯。因為副處長這種不上不下的官位，可以直接反映印度警政系統的腐敗與僵化。

但Richie Mehta選擇了紀錄片式作法，除了處理案件本身，還將視野拉到事件之外，以凸顯印度社會的整體問題。它不但能彰顯女性在父權社會下權力不對等的處境，可對此進行意識形態方面的討論，同時也是犯罪心理與人性挖掘的標的。

Netflix影集《德里罪案》（Delhi Crime），改編自2012年的德里公車輪姦案，由加拿大籍印度裔導演Richie Mehta編導，以七集的迷你影集形式，描述警方在六天內的破案過程。法院見有機可趁，主打女權的法官趁機作秀，想要爭取民心，用行政手段阻擾辦案以搶鋒頭。

這固然也是一種典型策略，但導演卻又避開了長篇大論或說教式的分析探討，將影集的時間線聚焦在「警方從發現被害人到破案為止，短短六天的事件內外反應」。這在很多印度影視作品都有呈現。在一個小時的車程中，匪徒們持鐵棍攻擊他們兩人。女當事人不僅被六個男性輪姦，主犯還將鐵棍插入她的陰道和肛門，並將整隻手伸進她的陰道，徒手把她的小腸從陰道拉出體外。

但隨著他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之後，他認為不拍成七小時的迷你影集，就無法說得清楚。更重要的是，因為全世界都在看，她必須要表現出「現代法治國家」的形象，所以辦案過程必須一切守法，不能讓印度再次丟臉。

而這種僵化，甚至與印度的國情有關。印度警察最先遇到的狀況就是人口太多，但配置的警力太少。

政府高層都知道狀況，但也無能為力——人口數與國家太大，要處理的事太多。本劇高度貼近事實，Richie Mehta花費四年時間進行田野調查與拍攝準備，呈現出來的結果，不僅還原案件本身，還傳神地將印度社會的現況展現在觀眾面前，是不可多得的影視佳作。

「德里公車輪姦案」本身就是足以改編成影視作品的好題材。印度的民情，就在這過程中展露無遺。但因為男性友人及時將她拉開而未成功。觀眾很容易就可看出印度社會落後又不現代的一面。

Photo Credit: 《德里罪案》劇照 一般就這個案件內容，刑事片的作法不外乎呈現事情真相、辦案的懸疑過程、受害者的痛苦與犯案者的心理狀態。但即使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警察，都還是嚮往正義公理，所以還是會試圖實行正義，只是手段偏差。

她是德里的副警察處長（位置類似直轄市副警察局長），本來這種性侵與凶殺案不需要她這種高官來辦，但因為案件一發生就受到全球矚目，她意識到事情嚴重，於是親自來辦。省長想要藉此擴權——想把警政系統掌握在自己手上，然後內政部長拿著印度總理的令牌，想要拔掉德里警察處長。

事後更把受害者拋出車外，並調頭試圖輾斃他們。表面上看，幾乎都在呈現副處長不斷應付長官刁難（警政、內政、法院的干擾），以及警察跑遍各地辦案的狀態。